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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完全是凭良心的,少讲两句学生也不知道,但认认真真备课讲课,让学生受益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自1989年留校任教以来,路东平老师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条——“教书是件良心事”。对于他来说,老师不只是一种职业、一个身份,更是一番事业、一份信仰。
勤奋上进,恪谨较真
路东平老师和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故事要从30多年前说起。他回忆道,高中时期,被要求以《我的理想》为题作文,“哪知道啥理想啊,但就是崇拜我的老师”,仿佛冥冥中注定:从积石堂前、萃英山下、明道楼内一路走来,从学生到教师,从求学到工作,从修业到育人。
路东平来自甘肃省庆阳市的乡村,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个农村娃’”。那里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稀缺、师资水平有限。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给包括路东平在内的学子带来了特殊的经历:那时的高中生在毕业之后、高考之前,要经过一轮“预选”,大约70%的毕业生没有机会参加正式高考。
以优异成绩通过预选并参加高考之后,路东平进入了梦想中的兰州大学。然而他很快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这给他带来无形的压力。此外,小县城出身的他在英语基础上,尤其是口语方面存在极大的短板。
路老师回忆,刚入校时自己的成绩排名相对靠后。当时学校的教学安排是每周六个工作日,只有周日一天休息。学业压力本就不小,路东平却选择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坚持六点半起床,温习功课、提升英语。兰州的冬天实在算不上和善,从被窝里爬起来之后,路东平会去水房里学习40分钟,等大家都起床之后再洗漱去上课。关于这一经历,他印象深刻:“就这样坚持不懈,半个学期之后就感觉有了进步”。此后一连七个学期,他都这样坚持不懈,最终,四年的勤勉得到收获,毕业时,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留校。
留校之后,路老师同样保持着学生时代的勤勉,继续对自我严格要求。回望走过的路,仅在高中阶段学了两年英语后考入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从基础薄弱、排名靠后到努力赶超、顺利留校并从事语言学、翻译相关研究,路老师认为,大量的阅读对积累词汇至关重要,“要读原汁原味的英文经典,阅读量上去了,语感自然就有了。”
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路老师的学术态度亦恪谨较真。
工作初,同事委托他翻译《天象奇观》一书,该书主要解释东部沿海地区海上日月同升现象,内容涉及相关的地理、文化乃至文学知识,简直可以用“大杂烩”来形容。路老师坦言,其实开始的时候他也打过退堂鼓,不是因为怕困难,而是担心不能译得深入、译得完美。思量再三,他还是选择迎难而上,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互联网还未普及,《天象奇观》原文中提及美国的“图森”小镇,如何将其与英文原名正确对应是路老师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之一。受限于客观条件,采用“图森”二字的汉语拼音回译亦无可厚非,但路老师并不甘心,为了两个字的地名“跑了甘肃省图书馆、兰大图书馆无数次”,最终找到了“Tucson”一词。
相较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戏言,将“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孟子”译成“孟修斯”,路老师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严格要求,他常以知名翻译家严复为例,强调翻译需要严谨,“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岂可马虎从事。
严慈相济,真诚关爱
路老师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对待学生学业也是高标准、严要求,但在日常相处时则亲和友善,会幽默地调动课堂氛围,与同学们保持良好的互动。他经常鼓励学生,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
关于如何拿捏严肃与亲和间的平衡,路老师这样说:“其实我也喜欢平易活泼的风格,但原则还是要有。关怀不等于放任,要对学生负责,宽严相济。”这一理念被路老师充分实践到教学中。路老师的课堂上,没有让同学们忌惮的点名环节,但是有随机提问,如果三次缺席就会严肃地体现在平时成绩的考评上。课堂中,路老师不会在讲台上站着,而是喜欢在教室来回走动。他解释,这样做一来可以看到学生们在干什么,有没有分神;二来可以自然而然地活跃课堂气氛,集中学生们的注意力。
对待学生的日常作业,路老师也秉承同样的原则。翻译课上如收到学生用翻译软件应付而成的作业,他虽不会当堂指责让学生难堪,但会记住学生的名字,如果下次依旧不能认真完成,那么便采取严厉惩戒;收取作业完全按照规定的时间,不会有不讲原则的宽限。
与此同时,路老师在评判作业时会考虑学生课业基础和学习能力存在的客观区别,会结合现实存在的水平差异和学生的态度、进步的程度等来综合评判。正如路老师常和同学们强调的,“学生的水平可能有差异,但重要的是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
在课堂之外,路老师更像一位慈爱的长辈。和自家的长辈一样,在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面前有着“数字移民”的些许生疏与窘迫。有一次,他与一位学生在微信交流的时候,亲切地给后者发了“微笑”表情,却被学生哭笑不得地指出,“老师不要发那个表情,那个表情太严肃啦!”
路东平老师一直承担本科教学任务,2003年起又担任了硕士生导师。很多时候他给学生改论文一改就改到半夜两三点,不厌其烦地进行一遍、两遍、三遍……甚至更多的研读修改。
学术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同时,路老师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也有长辈一般的关爱和照顾。曾经有一位研究生,本是以不错成绩考进兰州大学,但在读研期间其经历了经济和感情问题的双重打击,产生了抑郁的情绪,难以专心学业,甚至面临难以完成论文而不能毕业的窘境。
“小孩陷入挫折难以自拔,这时候是需要鼓励的。”面对这样的情况,路老师不仅没有给这名学生额外施压,更是从生活上给予了极大帮助,在与自己的夫人沟通过之后,也得到了夫人的全力支持。因为担心这名学生由于心理问题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路老师夫妇决定将这名学生邀请到家中,不仅给予学术上的指导,更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孩子自己没信心,只能让缓一缓,能怎么办呢?只能像哄自己家孩子一样”。在路老师的温暖关怀下,这名学生最终有惊无险地毕业了。
很多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依然和路老师保持联系,路老师带过的学生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微信群,学生们遇到课业和生活上的问题依然来请教路老师。“路老师每次都热心解答,并多次鼓励我”——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的学生任贺贺如是说。
见解独到,与时俱进
直到现在,路老师都坚持认真备课,在他看来,“学生一茬接一茬,教师也要与时俱进”。正所谓教学相长,教师在上课之余也要给自己充充电,不仅是在专业知识上,而要在方方面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上课游刃有余,这也是对学生的负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在互联网的发展潮流中借力,让新时代的科技优势佐助教育。早在2017年,路老师就开始组织本科生运营公众号,分享翻译案例、传播翻译知识,平台拥有相当数量的固定粉丝,在师生之间也广受好评。
但路老师也强调,虽然科学技术给教育带来助力,但“互联网终究取代不了人,因为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日常的授课过程中,路老师灵活选取编排适应课堂所需的材料,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教学策略,也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同时注重反馈,在收集学生意见之后进行针对性的修改。
路老师不仅对时代的科技发展持“为我所用”的开放睿智态度,对跨文化交际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文化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和分歧,但也要认识到,翻译可以作为“bridge(桥梁)”来弥合这种差异。“比如”,路老师举出例子,“在《红楼梦》里,称呼语就是无法在英语中得到完全呈现。说自己的孩子为‘犬子’‘小女’要怎么翻?‘您贵姓?’要翻译成‘What is your honorable name?’吗?那回答者要说‘My humble name is……’吗?”
路老师如此理解这种差异:“一切可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都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只是表达程度不同。”像一些专有的文化现象,最好的翻译即用目标语言相似语境下的表达来呈现。但这一过程不免造成或暴露“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好的译者能够修筑跨越它的通道。
与跨文化一样,近年来还有一个被激烈讨论的课题,也是未来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即跨学科。路老师认为翻译即是跨学科研究一个很好的范例和主题。翻译的内容不仅关乎译者的语言水平,更涉及到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在自己的课堂上加入多学科的元素。曾有选修过路老师翻译课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评价道,“路老师的课并不刁钻,对跨专业选课的同学很友好。”
采访中,路老师提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篇课文《Why I teach?》(为什么我要当老师?),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位教育行业工作者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关乎老师的初心、信念和言行。无论是总会提起“热爱和感恩兰州大学”,还是能回忆起哪怕第一届、第二届学生的姓名,亦或是能侃侃而谈对教书育人的见解和创新,路老师已经用实际行动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无愧于心的回答。